1.3 影响我职业生涯的数学家和聪明敢闯的大学朋友
我的职业生涯在那里发生了转折。我那个时候遇见了Warren Ambrose，一个非常喜欢启发人的数学家，可能有一些老员工还记得Ambrose。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伊斯辛德，不过我还记得在校园角落有个这样的房间，我知道它在1971 年就消失了。那个时候是1956 年或1957 年左右，它在早上开放，我们有时候去那儿吃个三明治什么的。有一天凌晨，Ambrose 突然走了进来，还有辛德也和他在一起，那个时候Ambrose 差不多50 岁。他们进来，穿的像个孩子似的，围着桌子坐下来，忙着讨论数学工作。我想这是世界上最酷的一件事了。这是怎样的一种惬意的生活呀!就是早上来到这里，和你的朋友一起一边喝咖啡一边研究数，那个时候可能还会抽几支烟，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那似乎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我于是追求了这样一种职业。是的，我是经常打扑克，除了Ambrose 和辛德，我还在MIT 交了另外两个朋友，是两个来自英属哥伦比亚的男孩。当我们毕业的时候，有人曾问过我，我们那个时候是否真的骑着摩托车去了巴西。是的，那是事实，我和我的哥伦比亚的朋友骑着小型摩托车从波士顿去了Bogota(波哥大，哥伦比亚首都), 那次旅行我能够活下来真是个奇迹!但是我们的确抵达了英属哥伦比亚，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从来都没想过我有一天会去加拿大，而现在我居然到了哥伦比亚。在那个时候，波哥大还是个不发达城市，那个时候你似乎能够做任何事情，任何的商业都有可能在哥伦比亚变得繁荣起来，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商业活动。另外，这些和我一起在MIT 读书的男孩子们是非常聪明的，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们经常在玩扑克的时候赢我，他们很可能会成为很成功的商人，而结果也正如我所料，过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详细地讲这些。
1.4 商业上小试牛刀
不管怎样，我毕业之后去伯克利读了博士，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论文导师Berg Kaster，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然后我回到MIT 来教书。后来我说服了我的哥伦比亚朋友，我认为他们应该开始做一些生意，因为他们天生就应该干这一行，而且我之后也会下海。我后来的确照做了，但是直到我们发现一些其他可以着手做的生意的时候我才会离开。那个时候我没有钱，也没有名，现在想来可能不行。无论如何，他们不想抛弃我。然而在那两个星期里，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些可以做的生意。我开始做了一个生意并且赚了一些钱，我父亲当时也投资了一些钱，那些钱后来为我职业生涯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我在MIT 教书的时候，我通过借钱对我的生意做投资。几年过去了，我需要开始还贷，就像所有其他的企业刚刚起步一样，我们开始期望18 个月以后就可以有红利可分，我们对自己的公司报了太高的期望。不过我们最终还是得到了红利，但那是在几年之后，不过这些红利数目还是相当可观的。
1.5 国防分析学院工作期间数学研究达到了巅峰，但因不懂人情世故被解雇
我需要还掉一部分债务，所以我去了位于新泽西普林斯顿的美国国防分析学院，那个时候分析学院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校园相连的一个部分，但是他们做的是政府的秘密工作，他们付的工资很高，而且你可以有一半时间做自己的数学研究，另一半时间帮他们做事。不管是什么事，都要使用到电脑，那是个秘密，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些。他们知道，我也知道。我喜欢这件事，也很喜欢这份工作，况且我做的也不差。我很喜欢设计模型然后把它们写成程序。当然程序不是我写的，不知道是他们哪个人写的，把它们编成程序然后对这些模型进行测试，看看哪些有用哪些没用。那个时候我的数学研究做得也相当的不错，最后在那个期间我还获得了维布伦奖，我解决了一个几何学上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我的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然而，那个时候正在进行越南战争。这个机构的主席，他的职位在我当地老板的上面两级，他写了一篇关于这次战争的很激进的文章，反正我觉得是比较激进的，刊登在了纽约时代的杂志版上面，说的是我们会怎么样赢得这场战争，说是胜利已经不远了，都是这些类似的事情，我不大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做的工作与越南战争无关，但是对于我们的头头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我觉得很不自在，所以我后来给纽约时代周刊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的观点，结果他们发表了，几个星期后刊登在同样的周末版上。我于是被列在了监视名单上，我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我被列上了监视名单。几个月后有一个人来找我，他是新闻杂志的一个报道员，他在写一篇关于那些在国防分析学院工作但是反对这次战争的文章，他正在为找一个合适的人做采访而发愁，但是他听说了我，他读了我的文章，并且问我他是否可以采访我。我说当然可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我当时是个多么精通世故的人(反语)!他问我做什么工作，我如实回答了他。我说既然他们说可以允许我一半时间帮他们工作一半时间做我自己的数学研究，那我的原则就是在现在我完全只做我自己的研究，不过我会记录下我时间的利用情况，等战争结束了我将会花同样多的时间去做他们的工作，这就是我的工作方法。我觉得这个回答其实很合理。
后来我回去告诉了我当地的老板，我做了一件比较聪明的事，只是有些说晚了，那就是告诉我的当地的老板说我接受了这次采访。我的老板问我，你真的接受采访了?你都说了些什么?我回答说我说了哪些。他说我最好给 Teller 打个电话，他拿起了电话打给了总负责人Teller，但是电话那边没有声音，他没听到Teller 在说什么，他挂掉了电话说：“你被解雇了。” “什么，我被解雇了?”“是的，你被解雇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解雇。我说我是个“永久成员”，那是我的头衔(笑)。他说让他来告诉我这之间的区别，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是个“暂时性成员”，但是当我被解雇后，我就会成为一个“永久成员”。 “暂时性成员”有个协议(contract)。我想这恐怕的确是这样，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要签一份协议，但当我被解雇的时候，我不需要签什么协议。所以那是我不太顺的一年，但是我并没有很焦虑。
1.6 成为石溪大学的数学系主任
我的确没有采取他(伊斯辛德)的意见，我接受了石溪大学提供的职位，我认为成为一个炒别人鱿鱼的人要比被别人炒鱿鱼要好。的确，虽然很遗憾，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确要炒很多人的鱿鱼。这个数学系开始很差，但是我们招了很多人，后来我们的确做得很好，我们把它打造成了一个很好的部门，在陈(陈省身先生)的帮助下，我在那里的数学研究成果最后在物理学领域也变得非常有用。我是在那里学会了我们数学家所称的纤维丛连接性和物理中所谓的规范场论之间明显的关系。于是我回了MIT，实际上不是MIT，只是在某个咖啡厅里，把关系解释给伊斯辛德听。那是一次令人激动的讨论，可能与大多数在咖啡厅进行的讨论一样，关于物理学的演变，以及它与数学几何学方面逐渐地互相靠拢。从今天来看，实际上它们真的有极大的共通之处。
二、数学家的华丽转身，成为传奇的量化投资大师
2.1 从数学家到投资家的转换
那些的确都是美好的时光，但是正如他所说，后来我的确因为被一个问题困扰而变得比较灰心，我想去证明一些数——无理数，我想你们都知道无理数的概念，可能一个数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在这个问题当中，这个概念却有许多其他的意义。我完全不能够胜任这个问题。这是个好问题，无理数直到现在仍然是数学界的研究问题之一，至今无人解决。不管怎样，我变得很气馁，而且我那个时候作为有过错的一方正在办离婚，但是我同时在新的婚姻面前也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和我当时的新女朋友结婚。她现在正坐在下面。而且我的南美洲的生意也开始派红利了，而且是相当可观的数目，所以我获得了一大笔钱。我把那笔钱投资出去，而且我发现我在投资方面做得并不差。所有的这一切让我意识到现在是该改变一些东西的时候了。
那是在1976 年，我刚刚38 岁。我以为我会一辈子都做一个数学家，不过真的，从18 岁开始我就这么认为。我想我花了近20 年的时间来进行这个游戏，但是后来我决定开始转向做投资。 |
